乾隆三十年（）二月，一个名叫朱耀明的男人赴巴县（今重庆）县衙，状告康文魁拐走了他家的丫头茶妹。（《巴县档案》清6-1-）这个案子的状纸写得颇为简短，但是内容却越看越令人震惊：
朱耀明上呈官府的状纸首先，朱耀明并不是重庆本地人，而是来自保县。“保县”位于今天四川省理县东北部，属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在清代就是嘉绒藏族和羌族的杂居之地。再加上朱耀明在状纸中自称“蛮民”，基本上可以断定，朱耀明可能是嘉绒藏人或羌人。第二，朱耀明在状纸中毫不避讳地提到，茶妹是他花九十两银子买来的“蛮女”。结合上面一条对于朱耀明来历的分析，茶妹大概率也是来自保县的藏族或羌族女子。
第三，朱耀明说茶妹失踪之前，已经在一个叫做“江北蛮营”的地方卖淫两年之久。而朱耀明急于寻回她的原因是，她的失踪令“蚁夫妇衣食无靠”。
读至此处，我的困惑迭起：如果茶妹真的是朱耀明买来的女子，那么朱耀明就是妥妥的人贩子。一个人贩子状告另一个人拐走了他贩卖的人口，这种逻辑混乱、贼喊捉贼的操作究竟从何说起？而更令人费解的是，巴县县衙居然受理了这个案子，难道大清的律法允许人口贩卖？还有，那个“江北蛮营”究竟是个什么地方？为什么茶妹要在那里卖淫？如果茶妹卖淫的收入归朱耀明所有，那么朱耀明就是今天人们说的“鸡头”，难道堂堂的地方官府有责任为一个“鸡头”做主？
“江北蛮营”的秘密
“江北”这个地名，今天的重庆仍在使用。如今我们称为“重庆”的这个城市，在清代的时候分属于两个行政区划。它的主体部分是重庆府城和巴县县城合而为一的区域，部分涵盖今天的渝中区、沙坪坝区、九龙坡区、南岸区、大渡口区、巴南区。在这个区域的北面是江北厅城，位于嘉陵江和长江汇合处的北岸。“江北蛮营”就位于江北厅城。
但是“蛮营”这个词却很奇怪。即使是熟稔乡土典故的老重庆，或是研究重庆历史的学者，也几乎没人听说过这个地名。我翻找了许多清代方志，终于在光绪年间编写的《江北厅乡土志》中看到这样一条记载：
又有蛮种，夙自剑南移来，岩穴为居，汉人向不与通婚嫁。迎春令节，旧以若辈供应竹马、彩胜等差。咸、同间，族居蕃衍，渐移厅城金沙门外二坎，暨水府宫、上关厢一带，比列如营，极一时之盛。春秋管子设女闾三百，以安商旅，殆似近之。
从这段叙述中，我们看到了清代重庆城几乎从不为人知的一面：
（一）“江北蛮营”是一个多元化的非汉族移民社区。
“剑南”是一个很模糊的地理概念，它的字面意思是“剑门关以南”，唐代贞观元年（）曾设置剑南道，所辖地域相当于现在的四川大部分地区、贵州北部和云南澜沧江、哀牢山以东地区。从下面这张图中可以看到，它是位于中国西南部一个狭长的走廊地带。在这个区域内，越偏西越是诸多非汉族群杂居之地。所以《江北厅乡土志》的作者称他们是“蛮种”，朱耀明也说自己是“蛮民”。乾隆四十九年（），还有一帮贵州人贩子贩卖十几名苗女到江北蛮营。（《巴县档案》清6-1-）这更说明，乾隆时期的江北蛮营是一个多元化的非汉族移民社区。
（二）“江北蛮营”的居民在清代重庆非常边缘化。
上面那段引文中提到，不仅当地的汉族居民很少和他们来往，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住在偏僻隔绝的岩洞里。今天重庆江北区的青草坝、白树湾、唐家沱、郭家沱还有许多被称为“蛮子洞”的山洞，大概就是这些“蛮民”曾经的栖身之所。这些山洞最初的开凿可能还在更久远的年代，有些甚至是战国秦汉时期的崖墓。当朱耀明这样的“蛮民”流落到重庆城的时候，就占据了这些已经荒废的山洞作为居所。所以，他们最初也是一些漂泊无依的可怜人。
重庆江北郭家沱蛮子洞（三）清代中期，“江北蛮营”逐渐成为重庆城人气旺盛的“红灯区”。在上面一段引文中，作者说得非常含蓄，没有一字提到情色之事。但是“管子设女闾三百”，其实就是指战国时候，齐国丞相管仲在临淄设立“国营妓院”的事。大概正是凭借色情业，一个本来极为边缘、落魄的流民社区，居然能在重庆城渐渐红火起来。而支撑着蛮营色情业的，正是像茶妹、苗女这样被辗转贩卖的少数民族女子。但是茶妹、苗女以及朱耀明这样的人贩子，究竟为什么会落脚到重庆城呢？
欲望都市与回不去的故乡
今天的中国西南，是民族分布非常多元化的地区。而在更早的历史时期，这片土地上生活的族群更多，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也更加错综复杂。有清一代，发生了两件大事，让整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彻底被搅动起来。第一件事是改土归流，第二件事是开发云贵。
所谓“改土归流”就是废除各少数民族地区以往的土司制度，在当地设置与内地大体一致的府、厅、州、县，由中央政府委派有任期的、非世袭的流官进行管理。其实类似的做法在明代和清初顺治、康熙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但还只是限于个别地区。到了雍正四年（），朝廷终于下决心在云贵、两湖、四川、广西诸省推行大规模、不容置疑的改土归流。
中央王朝对疆域之内的地区进行整齐划一的管理，这个目标看起来当然很好，但是在实行的过程中，注定会有许许多多的人成为牺牲品。因为这样的改革实际上是把一个地方原有的权力结构、社会关系、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甚至生态环境全部打碎，再置换成一套新的规范。在新旧交替的过渡期，许多人再也找不到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位置。
以贵州为例，在改土归流之后，这个地区几乎进入了一种沸腾的状态。原来高高在上的土司、土官渐渐跌落下来，人们必须学会适应一套新的体制。怎么交税、怎么打官司、怎么说话、怎么居住、怎么保护自己的财产、怎么和新来的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这些都成了问题。有些人精明地利用新的制度为自己争取利益，也有一些人因为难以理解、难以适应巨大的变化而苦苦挣扎。所以那个时期苗民动乱十分频繁，甚至到了“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的程度。
与改土归流进行得相对顺利的云贵相比，茶妹的故乡保县显得更加煎熬。其实在茶妹流落到重庆的时候，“保县”已经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改为“杂谷厅”。但是改土归流在这个地区推行得非常不顺利，因为这里长久以来都是嘉绒藏族和羌族的杂居之地，而且周围地区（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马尔康、金川、小金、汶川、茂县、黑水、雅安、凉山一带）分布着大大小小的土司势力，再加上地势险峻、河谷纵横和高寒的气候，使得这个地区特别桀骜不驯。所以在乾隆十二年（）和乾隆三十六年（），清廷先后两次发动了征服大小金川的战争。大小金川分别是今天四川省的金川县和小金县，距离茶妹的家乡杂谷厅只有余公里。在两次金川战争中，杂谷厅都是大军驻扎、输送粮饷，甚至被战火严重波及之地，许多当地居民流离失所。而朱耀明和茶妹也正是在两次金川战争期间（）离开了家乡。
四川理县羌寨碉楼，是为了应付历史上频繁的战争而修造的堡垒式建筑第二件改变西南少数民族命运的事就是开发云贵。为什么云贵地区会成为清代中前期经济开发的重点呢？一方面是因为改土归流使这个地区不再是封闭和令人畏惧的“化外之地”，当兵的、做官的、经商的、逃荒的、碰运气的人们便接踵而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朝廷终于认识到了这个地区的资源优势。
近三十年的清代经济史研究证明，17-18世纪中国的经济并不像以往人们认为的那样停滞、落后、毫无出路。而是经历了一波强劲的增长，商品经济的发展尤其醒目。不仅形成了日益联结、有明确分工的国内市场体系，还越来越深地参与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之中。但是市场的发展也令从朝廷到民间，都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货币饥渴”。当时因为美洲新大陆发现了储量丰富的银矿，所以白银暂时可以通过海外贸易来供给，但是铜钱就主要靠国内的矿业来支持。清代的铜钱币材主要包括铜、锌（白铅）、铅（黑铅）、锡，而云南和贵州是全中国范围内这几类矿物最大的产地。据历史学家统计，从雍正末年到咸丰初年，从云南运送到北京的铜共有.6万斤，从贵州运送到北京的铅共有.9万斤。除此之外，云贵地区还有储量相当可观的银矿、铁矿、铝矿、盐井，以及漫山遍野的林木。
为了能将这些矿物和资源运出深山，朝廷想尽各种办法疏通从云贵通往内地的水陆运道（如下图所示），这些交通路线一度成为大清经济的生命线。交通条件的改善，使许多内地民众有了进入云贵的条件，更使他们意识到这个地区有谋生和赚钱的机会，所以大量的移民很快就到来了。这个过程很像美国历史上的“西进运动”。
图片来源：马琦《清代黔铅运输路线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年第4期社会的重构和不断涌现的经济机会，使人们对未来有了新的期待。但与此同时，一些前所未见的罪恶也在渐渐滋生。其中之一就是贩卖人口，在贵州尤其严重。人贩子之所以会盯上贵州的老百姓，无非是因为在这种新开发的地方，人的价格极其便宜。乾隆五年（）湖南巡抚许容在奏折中详细地记录了贵州人市的行情：苗女孩三岁至五岁者，价银一两；六岁至十一岁者，价银二两；十二岁至十六岁者，价银三两；十七岁至三十岁者，价银五两；三十以上至四十岁者，价银二两，四十岁以上老弱，及一二岁哺乳者，价银五钱。
乾隆元年（），中国经济最发达的江苏省松江府，一石米的价格就可以达到一两三钱至一两六钱。（陈轶：《清代乾嘉道时期江南地区米价变动研究》，杭州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也就是说在乾隆初年，贵州人市上价格最贵的人，也只相当于江苏松江的3-4石米。而价格最低的人，还换不到松江的半石米！但这些人口如果顺利转运到重庆，正常情况下可以卖到10-20两银子，利润相当丰厚。不过参考上面的价格，再去看朱耀明在状纸中说他买茶妹花了90两银子，大概是在撒谎了。
至于那些被拐卖的人，情况也十分复杂。有的是已经穷困潦倒，实在过不下去的，自愿去别的地方寻个出路；有的则是被骗、被诱、被抢、被绑来的；还有一些是一家人都被人贩子杀害，只能跟着人贩子走；另外一些则是对抗清朝统治的“逆苗”家属，被地方官府成批地卖给人贩子。被贩卖的人口大部分都是女性，而且常常连名字都没有，只是被草草地安上一个“苗女”“马女”“小女”“郑姑”之类的代称，就身不由己地离开了她们再也回不去的家乡。
这些被贩卖的女子，有许多都流落到了重庆。因为乾隆年间的重庆，已经由一个被明末清初战乱几乎摧残殆尽的空城，变成了四川乃至整个长江上游最重要的商业城市。而且重庆位于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之处，还有陆路与云贵和川西地区相通，所以西南各地的人贩子几乎都要在重庆歇脚、中转、出货或打探行情。比如乾隆四十九年（）的一个案子中，就有四名来自贵州仁怀的人贩子通过陆路将十几名少女从贵州贩卖到江北蛮营。而这些人贩子在重庆城中还有很多接应者，他们有的负责转运，有的负责窝藏，有的负责打探行情、有的负责与买家交易，绝对是一个组织严密、行动迅速的人口贩卖团伙。（《巴县档案》清6-1-）
而乾隆时期的重庆，本身也对外来女性有很大的需求。当时的重庆是一个吸纳大量外来人口的移民城市，但总的来说是男多女少。据刘铮云先生计算，其男女平均比例是.7：。（李清瑞：《乾隆年间四川拐卖妇人案件的社会分析——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研究（-）》）许多来此地谋生的人都是单身男性，嘉庆年间著名的学者严如煜曾经为当时重庆算过一笔流动人口账：
从长江中游上驶重庆的货船，基本上要雇佣七八十名纤夫。但下行返回时，却只需雇用三四十名纤夫。以每天到岸和驶离的船只各十艘计算，每天滞留在重庆江边的纤夫就达到三四百人，一个月就可达到一万多人。
而这还只是纤夫，从事其他各行各业的单身男性数量更是难以计算。他们中有些定居在重庆，需要娶妻生子；有些在重庆待上几年还要返回家乡，但通常会在这里娶一房妾室；还有一些虽是居留不定的流动人口，却也需要解决生理需求。这样一来，性别不均衡就成了一个显著的社会问题。于是，江北蛮营这种拐卖和胁迫少数民族妇女卖淫的红灯区就应运而生，而城内的妇女也时常面临着被拐卖的危险。台湾地区学者李清瑞就有专书讨论乾隆年间重庆城的拐卖妇女案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实际上的情况可能远比档案中呈现的数据更加严重”。而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