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位于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三星堆遗址考古新发现广为社会 深入了解三星堆遗址文化有何重要意义？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遗址工作站站长雷雨曾表示，一个民族的自豪感很大程度上源于对历史的了解和认可。如果我们把中华五千年的故事乃至上溯到七八千年间的故事讲好，把考古材料研究好，可极大地激发和促进人们的民族自豪感。
考古文博热助推地方发展
记者了解到，从上世纪20年代末第一次发现三星堆遗址，到年发现两个赫赫有名的祭祀坑，再到年发现最新的6个祭祀坑，三星堆文化的每次揭秘都给人们带来惊喜。
最近的挖掘启动于年12月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区重启考古发掘工作。为了寻找新的历史古迹，考古、现场保护、文物修复、建筑、规划等相关行业的专家耗时一年多，广泛而深入地参与到祭祀区的考古发掘与文物保护工作中。
据四川省文物局 三星堆遗址考古发现新成果不仅被学界 三星堆遗址只是四川省内众多历史文化遗迹的代表之一。资料显示，四川拥有丰厚的文物资源，多达6.5万多处不可移动文物，位居全国第三。走过近百年历程的四川考古有着丰硕成果，迄今共计12项考古新发现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数量在全国名列前茅。
从上世纪50年代国家相关部门及四川省政府开始对区域内历史遗迹进行探索后，于年考古发掘了广元昭化宝轮院和重庆巴县冬笋坝；上世纪90年代，宣汉罗家坝遗址、渠县城坝遗址陆续被考古发现；年，城坝被确认为宕渠古城的遗址，并获得当年全国“田野考古奖”一等奖……
随着数十年来四川考古成果不断壮大，当地历史文化内涵也日益丰厚。与此同时，大量考古发掘报告和研究论著相继出版，丰富了四川一带的历史考古学术研究领域。
考古文博业的升温也提升了四川多地的旅游热度：诸多位于历史文化遗址周边的酒店，每逢节假日均爆满；有些厂商根据古梁州文化遗址相关发现进行了工艺制作，如以青铜面具为原型的工艺品、金沙太阳神鸟冰箱贴、三星堆定制月饼等。
文物遗迹品牌的植入，也让当地文旅业同台共唱了一出好戏，实现了经济增长。数据统计，年“五一”期间，三星堆遗址累计接待游客人次，比年同期增长.31%，综合收入.44万元。
联合科考探寻古迹秘密
今年5月，四川省文物局组织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和20余家高校、科研单位在四川省广汉市举行“三星堆遗址考古多学科综合研究集中签约仪式”，全方位推动联合展开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科学研究等工作。
国家文物局曾对“课题预设保护同步多学科融合多团队合作”作出明确要求，在此背景下，“联合作战”正成为我国考古界的常态发展模式。值得注意的是，部分考古行业人士认为，不同科研单位运用现代科技及信息化手段联合作战，能有效提高考古发现和分析检测能力。
为了探源三星堆等古文明内涵，发掘新的历史文化痕迹，帮助人们更全面地了解其背后深远的华夏古史，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姬英明今年5月中旬带队前往四川省成都市宝墩古城遗址、金沙遗址博物馆，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茂县营盘山遗址、茂县博物馆，以及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等地进行探源。
接受记者采访时，姬英明表示，古梁州文明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具有独特意义。之所以近年来各大考古机构、大学院校陆续组队深入挖掘科考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四川省内古文化遗址，是因为三星堆文化构成了古梁州文化的基础和传统。
记者查询相关文献发现，三星堆文化和中原文化亦有紧密结合。历史上共有两次中原大规模向四川重庆地带移民，这使得中原文化对巴蜀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
“可以看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一旦有了社会价值的认同，就会突破空间的距离和地理的阻隔。”姬英明说，“营盘山遗址、宝墩古城遗址、三星堆遗址到金沙遗址，是构成古梁州、今四川文化的主要脉络。古梁州文化是早期中国文明的形成及一元多支一统的完美呈现，更是早期中国的形成之道。”
姬英明认为，三星堆遗址的爆火“出圈”引发考古文旅热，激发了大众对考古和历史的学习热情。希望当地政府能抓住这股文化热潮，打造高端的区域文化名片，将更完整、更系统的历史文化传承给下一代、输出给世界，让中华文明传承下去，真正地实现民族文化自信。
开放思路，
创新展示历史文化遗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促进大遗址合理利用，提升大遗址保护管理和利用水平，国家文物局年组织编制了《大遗址利用导则（试行）》。
此外，为规范国有文物资源资产管理工作，财政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国有资产管理情况制度的意见》《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和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有关规定，于年4月份制定了《国有文物资源资产管理暂行办法》。
四川省考古文博业近年来迅速发展的背后，正是对国家政策贯彻落实的具体体现。年底四川省文物局召开相关会议提到，未来将围绕“推动全省文物资源系统调查和重点考古项目发掘研究、开展多学科研究，提升考古和文物保护修复水平，以及加强考古发掘成果展示利用、加强考古能力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力度、进一步健全完善全省地下文物保护管理体系”等方面开展工作。
除了国家文物保护政策的制定外，在地方，围绕古遗迹保护纳入立法的讨论和推动从未停止。年4月28日，四川省三星堆遗址保护立法座谈会在成都召开。围绕《四川省三星堆遗址保护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四川省多部门负责人及相关专家齐聚一堂献计献策。四川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黄勇在会上提出，要把三星堆遗址作为四川的重要名片放到建设文化高地的高度来保护。
“种种迹象表明，国家和各级政府对考古文博业越来越重视。”姬英明认为，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开发利用和考古文物关联的城市品牌设定，政府部门和社会各界应该持以严肃的态度和创新的理念来对待。
“但‘创新’不能‘乱创’。一些自媒体为了流量乱写乱说，称三星堆文物是‘外星文化’或‘外来文化’。除考古专业人士及时诠释外，相关文化部门也应加强引导。”姬英明说。
三星堆遗址爆火后，巴蜀文化IP该如何深度挖掘？姬英明认为，可借鉴成都市在考古经济、文化推广方面的思路和模式。他建议：“通过现在的传播介质、推广手段和年轻人感兴趣的创意内容打造城市的文化特征，可带动相关产业转型，从而推动经济发展，最重要是能让更多人走近考古、传承文明。”
作者：王楠